人口跨区的流动也会对住房制度提出新的挑战。长三角、北三县、广佛同城、深莞同城，现在买房的人都是在区域内买，可以预见的是到这部分人口流动会不断增加;长三角、大成都地区、长株潭三角区等人口跨城流动会越来越快、越来越明显。这些都带来整个居住关系重构的问题和如何解决租赁问题，这两个问题将是住房制度需要面临的挑战。
机构化能从根本上解决供给端的问题解决
李文杰表示，家庭变化、城市人口流动的变化和遗留下来的供给端变化，对住房提出新的要求。机构化是解决供给端问题的最优解，不能因为个别企业出现问题，就影响机构化的决心。在制定政策和增加供给时，很多需求端的问题还是要靠社会化解决，让更多机构参与进来。需要机构来解决大学生、务工经商的这批人的租赁居住问题，还需要有机构来专门解决低学历流动人口、蓝领、服务业人口的租赁居住问题，需求的多样化也决定了政策、城市、供给端肯定也要多样化。
租客愿意为高的租住品质买单
李文杰聊到“租客对高品质租住的空间的需求”时，表示有超过五成的租客愿意为更好的环境、地段、品质，愿意每个月多付一千块钱，这意味着更多的租客愿意多付一些租金，享受更好的品质。这说明了政府在几年前下大力度整治群租房后，高品质合租公寓越来越受到市场的追捧，不单是居住的舒适性、安全性、隐私性，包括它的社会属性、社交属性等，在未来在租赁环境中都有非常大的需求。
最后，李文杰强调机构化是租赁高质量发展的必经之路。虽然现在有的机构存在安全隐患、克扣租金、虚假信息等负面因素，但这完全可以通过监管的手段来化解。未来机构化是更好的能够利用社会存量资源，来解决中低端很多租赁人口的需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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